融资难、融资贵，长期制约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一难题如何才能破解？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答复，将关键指向了“信用”二字。一直以来，民营中小企业在传统金融风控逻辑下被视为“高风险”群体，难以获得充足的金融“活水”。其原因之一，在于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较为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经营行为、履约记录等“软信息”散落在工商、税务、司法等多个部门，形成一个个数据“孤岛”，无法有效整合为可供金融机构评估的信用资产。这导致银行“不敢贷、不愿贷”，企业则陷入“缺信用记录—难获贷款—发展受限—更缺信用”的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一僵局，必须构建一套科学、统一、共享的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体系，让无形的信用转化为有形的融资便利。一方面，鼓励企业，特别是营收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设立独立的信用管理部门，将信用建设内化为企业管理的“必修课”，这是筑牢信用根基的“内功”。另一方面，打通不同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推动公共信用信息与市场信用信息的高效归集与共享，为金融机构提供多维度、高价值的信用参考。令人鼓舞的是，顶层设计正在加速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表示，将加快出台《关于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拟对公共管理部门作出的企业信用评价进行统一规范。这标志着国家层面正着力构建一套标准化的“信用标尺”，推动评价结果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要让信用真正成为民营企业的“硬通货”，还需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发力：一是持续深化数据融合与应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更精准的信用评价模型，不仅看历史数据，更要评估企业的创新潜力和成长性。二是加快推动信用评价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与互认。三是完善“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制度，同时健全信用修复机制，体现制度的温度与弹性。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融资新生态，是一场深刻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要完善基础设施、打破数据壁垒，金融机构要大胆改革、创新信用产品，企业要珍视信用、积累信用。当“信用即资产”的机制真正建立，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就会更加牢固。

 2月3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其中明确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电商平台下沉赋能，规范农产品直播带货”。记者翻阅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发现2022年提到“促进农副产品直播带货规范健康发展”，时隔四年，文件再次写入规范农产品直播带货，释放了哪些信号？新京报记者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吕建军教授进行权威解读。农产品直播带货实现“产地直发”，将利润留在了农村近年来，农产品直播带货行业发展势头迅猛，众多主播依托直播形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但行业发展过程中，带货“翻车”事件屡有发生，东北雨姐红薯粉虚假宣传等典型案例更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也对农产品直播带货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规范农产品直播带货”。吕建军认为，文件释放出强烈的政策信号，农产品直播带货在经历了野蛮生长的“上半场”后，亟须进入规范发展的“下半场”。这一政策精准切中了当前农村电商发展的要害——规范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实现从“流量经济”向“信用经济”的质变。近年来，农产品直播带货流通模式快速发展。直播带货实现了“产地直发”，省去了中间环节，让农民直接对接全国大市场。更重要的是，它将利润留在了农村，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新路径。直播通过可视化展示果园环境、采摘过程、农事记录等，创造了强场景感和即时互动性，这是农产品电商区别于工业品的核心优势。“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数据成了新农资”生动概括了直播带货对农业的深刻改变。直播带货通过内容营销打造爆款，也带动了整个区域公用品牌的崛起，如丹东草莓、赣南脐橙、隰县玉露香梨等，形成了“一个好产品带动一大片产业”的良性循环。一次失败的“爆单”，可能毁掉一个地方的农业生态在快速爆发中，农产品直播带货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直播带货常以“低价”来吸引顾客，为了满足低价，生产者被迫在种植养殖环节压缩成本、在分选环节降低标准，长期来看将损害整个产区的品种结构和生产标准，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如果不加规范，不仅会透支消费者信任，最终将损害农民利益。吕建军表示，直播带来的瞬时、海量、不可预测的订单，很多产区的仓储、分拣、物流能力跟不上，冲击着脆弱的农业生态，导致“灾难式”履约崩溃——发货延迟、包装混乱、售后瘫痪，生产无所适从。一次失败的“爆单”，甚至可能直接毁掉一个地方多年形成的农业生态。目前，许多直播带货模式，大部分利润常被大主播和机构赚走，农民实际到手收入有限。更严峻的是，假冒、劣质产品也借着低价混入市场，迅速稀释和污名化地域品牌资产，阻断整个产区的产业升级之路。另外，一些主播利用“卖惨”“编故事”来博同情，套路式营销将复杂的农业产销问题简化为情感煽动。许多主播并非扎根产地的“新农人”，而是“流量猎人”，其“助农”行为是一次性收割。这种短期行为严重透支社会对“助农”事业的真诚和信任，一旦消费者意识到被利用，可能对整个农产品线上渠道产生质疑。“当前部分乱象的本质，是商业追求流量的快节奏与农业需要耐心、重品质的慢节奏之间的冲突，背离了互联网与农业协同发展的初心。”吕建军表示，农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慢产业，经不起互联网快节奏、唯流量论的反复折腾。建立规则、筑牢根基，才能让直播带货从短暂的“流量盛宴”，转变为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持久“数字引擎”。用平台数据反向指导生产，扶持“产地自己人”直播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规范”，是为了让电商适应农业特点，而不是让农业去迎合流量游戏规则。吕建军提出，建立清晰的产品分级与展示标准。农产品不像工业品那样整齐划一，“非标品标准化”是破解“非标”困境、建立市场规范的根本途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一是建立分级销售标准，依据品质将农产品分为不同等级，避免混杂销售导致品质参差；二是在产地就把好质量关，在田间地头设立产地仓，在发货前完成糖度检测、大小分拣等工序，确保产品“所见即所得”；三是推动标准明示，直播间应公示产品所依据的权威等级标准，如绿色认证、有机认证等，引导消费者为明确的标准和品质付费，而非仅为情绪和低价买单。吕建军提出，建设以产地为核心的可追溯体系与信用体系。政府应牵头，联合龙头企业、合作社，建立产区统一的数字化追溯与信用管理平台。为每个生产单元建立“数字档案”，对其生产合规性、过往出货质量、合约履行情况形成信用积分。直播间关联至该信用体系，让“信用”成为产区、合作社、农户最重要的数字资产，实现优质优价的正向循环。同时，构建直播带货农产品追溯体系。平台应强制推行“一品一码”农产品追溯体系，消费者扫追溯码即可查看生产者信息等详细信息，进一步强化透明度和可信度。关于农产品直播带货的规范发展，离不开平台与主播的双重监管，对此，吕建军提出多项针对性建议。他提出，强化平台责任，调整流量推荐机制，多推荐口碑好、复购率高的直播间，而不是只推低价和猎奇内容。明确平台连带责任，要求平台对售假、严重货不对板的主播承担相应责任，以此倒逼其加强审核与管理；利用平台数据反向指导生产，利用平台消费数据分析能力，比如告诉农户市场喜欢什么规格、什么包装，帮助农户更精准地种植和销售。扶持“产地自己人”来直播，鼓励真正的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自己开直播，培养本地主播。政策和资源向那些愿意长期维护地方品牌、遵守生产规范、让利润留在产地的群体倾斜，让电商真正为乡村和农业服务。

 为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1月29日对外发布。记者注意到，《工作方案》从激发重点领域发展活力、培育潜力领域发展动能、加强支持保障三方面提出12条政策举措。其中，不乏家政服务、旅居服务等万亿级别的市场，也有网络视听等快速发展行业。以家政服务业为例，根据有关行业协会和机构的测算，2024年我国家政服务业市场规模达到1.23万亿元，而这一市场还有巨大增长潜力。商务部此前表示，当前，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突破了3亿，65岁以上老年人也达到2.2亿，还有超过3000万3岁以下婴幼儿，养老、托幼等家政服务成为许多家庭的刚性需求。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对记者表示，未来，随着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以及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居民对家政服务的依赖度将不断增强，推动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而且需求正从基础照护升级为精细化开发。比如，婴幼儿照护正在向科学早教、营养膳食搭配、感统训练等专业化服务延伸；老年养老护理也逐渐扩展到慢病管理、康复护理、认知症照护、精神陪伴等更高阶需求。在洪勇看来，《工作方案》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服务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服务等，精准回应了当前市场从基础服务向专业化、精细化升级的核心趋势，有助于释放万亿级市场潜力并改善服务供给质量。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研究员王岩对记者表示，政策还关注到家政行业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痛点，旨在推动家政服务行业从“零散化”向“职业化”转型。王岩进一步分析指出，《工作方案》提出开展职业技能专项培训行动，推动中介制家政企业向员工制转型，开展分级分类监管等。“这些举措将有利于提升家政服务的职业化、标准化水平，保障消费者和劳动者双方权益；增加高质量供给，解决居民在家政领域‘找不到、不满意’的烦恼，缓解当前养老、育幼等方面的压力。”旅居服务作为另一个万亿级赛道，也成为此次政策支持的重点。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显示，全国旅居市场的潜在需求可达6亿人次，整体市场规模预计接近3万亿元。洪勇分析指出，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注入康养、文化等功能，将短期旅居转化为中长期消费，这将显著拉长消费链条和停留时间，对县域和中小城市就业与产业导入的带动效应尤为突出。王岩也认为，此次政策的导向正从支持传统“观光旅游”向鼓励周期更长、深度更深的“旅居”模式转变。《工作方案》中培育旅居目的地、盘活农村闲置资源、鼓励地方结合消化存量房地产等政策落实，支持旅居项目用地和服务设施建设，不仅能精准满足银发群体的康养需求，还能为农村引入消费、活跃市场，从而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另外，网络视听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服务等也成为政策支持重点。洪勇分析指出，这些政策部署契合了当前消费从“满足物质”到“创造精神体验”的转向。以网络视听为例，微短剧、超高清视频等，在构成高速增长的内容市场的同时，更成为联动线下消费与场景体验的重要入口。总体来看，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付一夫认为，《工作方案》重点鼓励的领域精准呼应了当前消费升级与民生改善的双重趋势。这些领域兼具提质惠民与经济拉动双重属性：一方面，能直接补齐服务短板、提升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作为万亿级或高增长赛道，能有效带动就业与产业链，助力扩内需、稳增长。记者还注意到，政策在保障措施中明确要健全标准体系、加强信用建设。付一夫指出，信用标准是服务消费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石。例如，建立信用平台与奖惩机制，能有效降低家政、旅居等领域的交易信任成本，提升消费意愿；统一服务流程与质量标准，例如，家政服务分级、汽车维保规范，能倒逼企业提升服务质量、降低消费者选择难度，推动行业规模化发展。“这些保障举措协同发力，将优化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引导企业合规经营，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加速形成供需良性循环。”付一夫说。总体来看，王岩认为，政策聚焦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关注到“一老一小”、生活便利、精神文化需求等现实问题，不仅能够有效拉动消费，还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近日，甘肃酒泉警方破获一起特大合同诈骗案，一家伪装成“国企”的空壳公司，凭借一枚价值200元的伪造公章、一套虚构的430亿元“国家级项目”说辞，竟在3年间骗取全国多地20家企业4000余万元的保证金。这起骗局利用了市场对国企信用的信赖、企业对优质项目的渴求，钻透了监管衔接的薄弱环节，警示我们必须筑牢市场诚信与风险防控的双重防线。这类骗局的核心，是恶意滥用国企信用光环。涉案的中能景润公司，先将空壳公司注册资金虚增至980亿元，以匹配虚构的6000亿项目，继而伪造国企合作合同，打造火热施工假象，发布虚假声明。一套组合拳下来，构建出看似无懈可击的“靠谱”形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信息不对称被恶意利用。因为跨区域核实项目难度大，加之对国企背景的天然信任，让企业放松了警惕。网购平台200元即可定制的假章，更让骗局实现低成本落地，直接侵害企业财产，消解国企信用的公共价值。这种“信用绑架”式骗局得逞，也折射出部分企业的急切心态与核查疏漏。面对“国企背景”“巨额项目”的诱惑，部分企业忽视核心材料核查。立项批文、资金凭证、合作方实际资质，这些关键信息被抛在脑后。“骗子刻意造梦，企业盲目追梦”，被骗企业遍布多省市，覆盖不同规模主体。此类风险已渗透市场多个层面，亟需引导企业建立严谨的项目评估机制。治理此类“假国企”骗局，不能仅靠事后打击，全链条防控体系的构建迫在眉睫。监管层面，要强化穿透式核查。不仅核查工商登记信息，更要追溯股权真实性、资金实力与业务实质。对注册资金与实际能力严重不符的企业，及时发出预警。同时，严堵假章制作与流通的漏洞，斩断诈骗工具的供应链条。对重大工程项目，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开公示平台。强制披露立项批文、发包流程等信息，让虚构项目无处遁形。市场主体更需摒弃急于求成的心态。将全流程核实真实性，作为合作的前提。主动通过官方渠道，核查项目合规性与合作方资质。监管织密防护网，平台堵住风险点，企业筑牢防火墙，才能戳破“假国企”的虚假幻象，让真正的优质项目与诚信企业，获得健康发展的空间。

人无信不立。随着个人信用重要性日益凸显，信用修复问题也备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符合相关条件的逾期信息将不会在个人信用报告中予以展示，助力个人高效便捷重塑信用，卸下“包袱”轻装前行。  当今社会，个人信用早已超越金融范畴，成为人们融入社会、追求美好生活的“通行证”。对信用受损者而言，不良记录如同一道无形的“紧箍咒”，令其在贷款、求职、出行等方面处处受限。不良记录的产生，有的源于缺乏诚信意识的主观故意，也有的是因失业、疾病等客观原因导致的“无心之失”。信用修复政策为那些非恶意失信且已积极改正的人提供“出路”，避免因一次失误而长期受限。  根据政策，对于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单笔金额不超过1万元人民币的个人逾期信息，个人于2026年3月31日（含）前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将不予展示。这既体现了制度的善意与精准，也显示出惩教结合、标本兼治的现代治理理念，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也有利于金融机构更加精准识别个人信用状况，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更有利于构建崇信向善的诚信社会。  一系列便捷高效的安排，尽显容错纠错政策温度的同时，也不必担心一次性信用修复是给失信者“洗白”。此次政策明确了刚性底线：尚未结清逾期欠款的，不会被纳入修复范围。这清晰传递出温情与严肃性并重的导向，既激励守信，也不纵容失信，维护了信用体系公平公正的基础。  刚柔并济畅通个人信用修复通道，让非恶意失信者有机会告别“信用污点”、重新出发，不仅是信用管理规则的一次升级，更是社会治理理念的积极跃升。它表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正从惩戒为主迈向惩戒与修复并重的新阶段。  不过，“一次性”也意味着适用范围有限，未来制度善意能否覆盖更大范围？  2025年以来，从《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到《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方案》，再到《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信用修复制度建设明显提速。尤其是2026年4月1日将施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提到，失信信息按照失信严重程度实行分类管理，原则上划分为“轻微、一般、严重”3类，按照过罚相当原则，分别设置不同的公示期限。  分类分级管理失信信息的思路，对个人征信系统的完善是一种参考。目前，不管是小额借款，还是大额借款，征信系统中的个人逾期信息自还清欠款算起都要保存5年。未来，探索针对消费贷、信用卡、房贷等不同信贷产品实施差异化的信用评价与风险管理机制，或许是信用体系建设迈向更深层次的题中之意。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以发展的眼光、人文的温度、制度的精度，对守信者激励，对失信者惩戒，引导和鼓励信用主体依法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信用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通行证”。

北京市税务部门近期查处网络车评人陈震偷税案，为“网红”们敲响了一记警钟。经查，2021年至2023年间，陈震通过隐匿收入、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达118.67万元。近年来多发的“网红”偷逃税案件反复印证：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红”、主播等新经济从业者偷逃税等违法行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和经营主体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更要遵纪守法，不能突破法律红线。  数字经济为网络名人创造了广阔的盈利空间，他们能通过广告分成、商业合作、直播带货等多元渠道获取不菲收益。公众的关注造就了“网红”的流量价值，社会资源的赋能让商业变现成为可能。然而，部分“网红”却不知满足、自作聪明，想方设法逃避纳税义务，造成国家税收流失，也给普通人依法纳税带来不公。  “网红”逃税必然要付出代价。前一秒还风光无限，下一秒就可能黯然退场。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24年税务部门对169名网络主播开展检查，累计查补收入达8.99亿元。这组数据彰显了税收监管的力度，更说明“网红”税收问题已成为亟待破解的新兴课题，必须完善制度、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网红”收入具有来源多元、隐蔽性强、跨平台流转、资金流向复杂等特点，涉及个人账户、工作室、关联公司等多重主体。面对新业态带来的新情况，传统税收监管模式中的部分细则有待进一步完善，这就要求我们从制度层面发力，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收征管体系，让各种套路无处遁形。  税收是保障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石。“网红”享受着国家发展带来的平台红利、市场红利，更应恪守法律底线，诚信履行纳税义务。当然，要让纳税意识真正扎根，不能仅靠从业者自觉，更需要制度的约束与引导。要构建制度性解决方案，持续完善新业态收入的纳税标准与征管细则，消除模糊地带；要强化技术赋能，推动税务部门与平台、金融机构等破除信息壁垒，织密监管网络；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从源头加强防范。唯有如此，才能让“网红经济”规范发展，让数字经济真正行稳致远。（评论员吉宁）